国学大师南怀瑾《原本大学微言》——美文加美图

二十、知所先后的知性

现在再从“明明德”开始，一路下来，由“知止”直到“虑而后能得”一节，我们把它暂且归到个人自利的“内明”修养，而达到自立的“明明德”。每一个进步的程序，都有它的境界和实效。现在又忽然来一个峰回路转，把“明明德”推广到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上去。也等于说，把它推展到“在亲民”的作为上去，倒也顺理成章，言之有理。但指标摆得那样高，目标又那么大，却又把它的中心重点，紧箍在个人学养的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”的范围。

这就好像要你出來试一下身手，去做一番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事业，却又要你称量一下自己，是否自己的学养已经达到真正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”的标准呢？这岂不像叫一个人已经跃马挥鞭，正要扬长而去，他却又来当头泼你一桶冰水，使你只好兜转马头，赶快回家去抱枕头，静思反省一番吗？

要你沉思反省，那也可以，但他又再出一个难题，告诉你说，你要做到真正的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”吗？

那你必须要明白“致知”的“知”啊!你想要明白这个“致知”的“知”吗？你必须“格物”了才可以啊!反过来说，你真能做到了“物格”，便对那个“知至”的“知”就一定明白了!明白了“知至”的“知”以后，你才知道当初由“知、止”到“虑、得”所明悟的“明德”之妙用，才能真止做到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”品德，然后才可以有自知之明，可以知道自己立身处世的方向。那么，“齐家”也好，“治国”也好，“平天下”也好；或是尽此毕生一世，高卧林泉，老死牖下也好，都可以无憾平生矣!但“物格知至”的“知”，以及与最初“知止而后有定”的“知”，是同？是异？却不可笼统认定，此中大有文章啊!

胎儿是否有“知”？
现在先由“知”这个字说起。当然啰! “知”，就是人性本有能知道的知觉作用。如果只当作这样理解，那“知”的作用，也够下上是什么“众妙之门”了。我们照现代的习惯，用研究科学的分析探讨来说，例如一个婴儿，当他在胎儿的阶段，你说是有知？还是无知？这也正是现代生物学与医学所追寻的问题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真正确切的定论。

其实，当婴儿住胎的时候，是已经有知的。不过，人们却将胎儿的这种“知”性，叫他是本能反应，或是生理反应而已。当婴儿出生以后，这个知性，似乎远不及生理的物理反应明显，换言之，不及感觉作用的明显。这是因在婴儿初生及其成长阶段，后天知性的意识分别作用，尚未成长熟习，所以他的所“知”性，只偏重在生理物理的感觉状态上发生作用。如饿了、痛了，或不舒服时，就会哭。其实，知道有感觉，也可以说感觉知道了，都是知性的所“知”之作用。只是我们成人，把纯属于思想、思维的作用，叫做“知性”，萇全只把知性的比较善良面的，叫它是“理性”。把属于感官及其神经作用的生理反应，叫做“感觉”。在感觉的时候，如果起了辨识的作用，就叫“知觉”。在感觉或知觉的过程中，同时又起了所谓七情六欲等作用，这种一时的心情状态就叫作“情绪”，这种情绪持续较长的时间，就叫作“感情”。不论是一时的情绪，或较持久的感情（现代人又叫做“感性”），经年累月累积下来，又形成了每个人的习性，而成为人格的一部分。这些复杂细微的各种心理状态，其实，都是涉及广义的“知”的一个妙用。

如果要再深一层研究探讨，那么，一切生物中的动物，是有知性的吗？答案，有的。只是和人类的知性相比较，在许多种生物类中，它在知性的作用上，占有多少成份的差异而已。所以说一切具有灵知之性的，便叫做“众生”，这个名称，最初出于《庄子》，后来翻译佛学，被久借而不归了，似乎变成佛学所独创的专有名称。那么，例如细菌、微生物、植物等，也都有知性的吗？答案：这个很难说。照现在科学的分类，这些只有生生不已的功能作用，是属于化学物理的作用；但如再向上细推，自然物理的化合，生生不已，它是一种形而上本体功能的生知，或是感知，待将来科学与哲学重新会合时再说吧!

王阳明如何“致知”？
好了!我们自卖风骚，在这里大吹大擂，乱扯到自然科学的问题上去，那会把专学科学的人们笑掉大牙的。但我们为什么会在讲到“致知格物”的时候，牵扯到这些问题呢？

第一，大家要知道，在八九十年前，即将推翻满清的时期。也是中华民族大革命的前期，由西方学术源源而来，输入东方的时候，我们同时通过日本，翻译西方丈明中自然科学的知识。当初，便把自然科学叫作“格致”之学。这个译名，就是取自《大学》的“致知在格物”、“物格而后知至”的字义而来的。所以我们在讲解的推理过程中，也不知不觉地牵扯到了。

第二，大家要知道明代理学的大儒王阳明，他在少年时期，研究探讨儒家的理学，好学深思，要想明白“致知在格物”的真义，便曾对着竹子，用心去格。竹子是物，用心对着竹子在格物，这不能说是不对吧!他是打起精神，用心不乱，专心致志去格竹子。不像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那样轻松潇洒；也不像李白的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”那样的闲情逸致。所以他格了不久，格到心胸发病了!因此，后来他才下一定论，“格物”的意思，是格去心中的物欲，并非是对着外物来硬格的。

明辨“能知”与“所知”
现在最重要的，仍然先要回转到知性之“知”的问题上去。前面我们提过当婴儿初生的时候，本来就具备有先天而来的“知”性，但他经常处于一种安稳的状态中，自有一种明暗不分、恍恍惚惚的境界。当然不是成人以后那样已经形成意识，能够分别是非好恶的作用。换言之，婴儿在成长过程中。脑门的头骨合拢，也就是医学所说的囟门严封以后，受到成人生活动作的影响，以及眼见、耳闻，有关外界环境等等的薰习作用。那个自我与生俱来知性的“知”，就会分化演变，形成后天的意识，并且具有思想的知觉作用，同时又具有触受的感觉作用。由于知觉和感觉两种作用交织，便形成有了意识思想以后的“所知”性。

这个“所知”性的“知”，足我们姑且把它划了一道界限。另把那先天与生俱来的本能知性的“知”（并没有加上后天成长以后，所知分别的善恶是非等的习染），叫它是“能知”的“知”。这也就跟王阳明取用《大学》、《孟子》的说法，所谓“良知”、“良能”的“能知”相同。但这里所说的这个能知，是限于人类有这个现实生命的阶段。是从生为婴儿开始，本自俱有知性而命名的“能知”之“知”。并不概括最初的原始生命，如哲学所说的形而上本体功能的“知”。这点必须要特别交代明白，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讲形而上学的本体论。

如果你了解了这个与生俱来的“能知”之“知”，和后天意识形成以后的“所知”之“知”，那你再回转来读“大学之道”的开始，他首先所提出“知止而后能定”的“知”，是指人们从成人以后“所知”性的“知”开始修养，渐渐进修而达到“虑而后能得”的“明明德”的“内明”境界。他继“虑而得”以后，既要开发“明明德”的“外用”、“亲民”之学，耍想做到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之功，必须先要达到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”的学养时，再又提出来“致知在格物”的“知”。它和“知止”的“知”效用不同。因此，就可以明白它有“能知”、“所知”的界别了。因为上古文字，习惯于简化，以一字概括多重概念，屡见不鲜。倘使弄不清这个道理，那你读古书古文如《大学》的“知”啊“知”的，一路知知到底，反而使我们越读越不知其所以了!还不如不知的好。

那么，这个“能知”、“所知”的“知”，它和我们能思想，能知觉的“知”，同是一个功能吗？在所起的作用上，它有差别的效用，所以在辨別的名称上，就有各种不同的名词吗？答案：你说对了。所以《大学》开始所提出的“知止”的“知”，到了后来便转用“虑而后能得”的“虑”字，因为古文的“虑”，就是后世所用的“思”字。换言之，思虑的思，正是知性功能的前驱作用。

“生而神灵”参《内经》
在我们上古以来的传统文化中，周、秦之先，诸侯各国的文字语言尚未完全统一，因此，对于这个与生命俱来的“能知”的“知”，用处不同，所用的文字符号也就各有不同。有的叫它是“神”，有的叫它是“灵”，有的叫它是“思”。甚至，如汉、魏以后，翻译佛学，又叫它是“智”，或者，干脆用梵文音译。叫它是“般若”。例如我们的上占史上描述老祖宗黄帝轩辕，便有“生而神灵，弱而能言，幼而徇齐，长而敦敏，成而聪明”的记载。所谓“生而神灵”就是说他具有生而“知”之的天才。这里是把神和灵两个字合起来用的。如果我们再向中国古代的科学书中去了解，那就必须要向黄帝《内经》去求证了。不过，我说的是中国古代科学，与现代科学各有逻辑范畴的不同。《内经》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医理学、生命学、生物学等等的始祖。

《内经》从唯物观点开始，说到人的生命生化的作用，提到黄帝问歧伯：
“寒、暑、燥、湿、风、火，在人合之奈何？其于万物，何以生化？”歧伯曰： “其在天为玄（指物理世界的本元）。在人为道。在地为化（物质的互相化合），化生五味。道生智。玄生神。”帝曰：“何谓神？”歧伯曰：“神乎神!耳不闻，目明心开而志先，慧然独存，口弗能言，俱视独见，视若昏，昭然独明，若风吹云。故曰神。”

思则心有所存，神有所归，正气留而不行，故气结矣。
在这里要注意，他提到神的“独存”、 “独见”、“独明”三个要点，与《大学》后面所说的“慎独”最关重要。

总之，我们首先引用了这些资料，就是要你明白这些道理，它与“致知”格物的“知至”，都有极重要的关系。

二十一、致知与格物

我们为了探讨《大学》之道，“在明明德”的关键所在“致知在格物”、“物格而后知至”两句话的内义，已经花了很多时间，先说明“知性”的作用。并且特別提出“能知”与“所知”的界说。然后可以总结来说，《大学》开始第一节由“知止而后有定”，到“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”，都是从人生成长以后，利用意识思维分别的“所知”起修，达到“明明德”的“内明”学养境地。虽然如此，但仍然属于个人的“自立”（自利）之学。如果要由已得“内明”之学而起用，进而“亲民”，做到“立人”（利世利人）的德业，必须要再进一步修养，彻底了解“能知”之性的大机大用才可。因此他又提出“致知格物”、“物格知至”关键性的指标。但对于这两句话的要点所在，便先要对“致知”、“格物”两个名词的定义有所了解。

从“知人”到“知物”之性
首先，所谓“致”字，便是到达的“到”字同义语。“知”，就是“知性”的“知”。凑合这两个字在一起，构成一个名词，它的含义，就是先要反察自己这个“能知”之性的本根，所以叫做“致知”，也可以说“知至”。这个道理，很明显的，就在原本《大学》首段的结论中，“此谓知本。此谓知之至也”。但朱子偏偏把这两句结论割裂开来，拿到后面，单独编成一章，叫做“右传之五章，盖释格物致知之义，而今亡矣”。这岂不是千古以来自欺欺人的大诳话。

其次，我们再引证一些上古文字，来说明“格”的意思，例如“有神来格”、“有苗来格”，等等。并非如后世的我们，只知道这个格字，犹如隔开一样的格，或如方格子一样的格。所以说到知性的“知”，真能到达“能知”的本根，同样就可知道万事万物的性理。因为万事万物理性的本元，与“明德”的“能知”之性，是一体的两面。换言之，这便是曾子指出儒家孔门之学“心物一元论”的根本学说。所以后世儒家也知道，“民吾同胞”，人人都是同胞。“物吾与也”，万物都与我有密切相连的关系。因此说，把“物”字与“格”字联合在一起，凑成一个名词，叫做“格物”，并非完全

是指格去心中的物欲才叫做“格物”。换言之，“致知格物”的道理，只要在孔子的孙子、曾子的门人子思所著的《中庸》中，就有明显的解释，如说，“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。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。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。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。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”。由此可知尽人之性，还只是自我“内明”学养的一段功夫。进而必须达到尽物之性的“格物致知”，才是内圣外用的学问。

如果我们了解了上面所讲“致知”、“恪物”两个名词的意义，便可知道“致知格物”的指标，统统是为了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”而点题。这也是《大学》之所以为成人之学的要点。因此他便有后文的结论说：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此谓知本，此谓知之至也。”

对于这个道理，如果要最简单明白的理解，请大家原谅我又要向他家借用。但是，我这样做，是被一般世俗学者们最讨厌、最反感的。因为他们的门派之见太深了，好在我够不上是个学者，一辈子也不想当学者。所以可以“随心所欲” 而说。其实，这也是“借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（攻错）”的意思。那么，“致知格物”、“物格知至”的内涵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引

用佛学的一句话便知道了，那便是佛的“心能转物，即同如来”。也就是禅宗大师们所说，“心物一如，浑然全体，本无内外之分”。如果一定要根据传统儒家学理以及上古儒道本不分家的学说来讲，那可有的是，而且不少，且待另外再讲吧!

《易经·系传》可旁通
现在，我们只从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理念来理解“致知格物”的道理。那么，我们必须要搬出《易经》了!尤其以宋儒理学家程、朱之说来讲，他们认为曾子所著的《大学》，是为“大人之学”而作。什么是“大人”，他们可没有明确的交代。当然不能仅如朱熹所说，十五岁入大学，开始就是学的这些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“大人之学”啊!

我们在研究《大学》之先，也从“大人之学”这个观念出发，曾经提出《易经·乾卦·文言》所讲“大人”的风规，并以说明曾子著《大学》的传承，是从《乾卦·文言》引申而来。那么，对于他的“致知格物”之说，我们再引用《易经·系传》来印证，那也是顺理成章，更为明显不过!以下特别列举《系传》有关“致知格物”的研究资料十二则，提供大家参考：

与天地相似，故不违。知周乎万物，而道济天下，故不过。旁行而不流。乐天知命，故不忧。安土敦乎仁，故能爱。
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。曲成万物而不遗。通乎昼夜之道而知。故神无方，而易无体。
显诸仁，藏诸用，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，盛德大业至矣哉!
富有之谓大业。日新之谓盛德。
夫易，何为者也？夫易，开物成务，冒天下之道，如斯而已者也。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。以定天下之业。以断天下之疑。
是以明于天之道，而察于民之故。是兴神物以前民用。圣人以此斋戒，以神明其德夫。
备物致用，立成器以为天下利。
是故君子将有为也，将有行也，问焉而以言，其受命也如向。无有远近幽深，遂知来物，非天下之至精，孰能与于此。
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。
知几其神乎!穷神知化，德之盛也。
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。穷理，尽性，以至于命。
将以顺性命之理。

至于有关《易经·系传》的內涵，我已经有《易经系传别讲》，不在这里再用白话解释，我想，诸位一读就明白了!

但在所引用的《系传》十二则中，再加简化，有关“格物”的，如“知周乎万物，而道济天下”、“曲成万物而不遗”、“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”、“开物成务”、“兴神物以前民用”、“备物致用，立成器以为天下利”、“遂知来物”、“精气为物”，共有八处最为重要，其他的暂不引用。

穷理尽性，以济天下
有关于“致知”的，如，“知几其神乎!穷神知化，德之盛也”、“穷理，尽性，以至于命”、“将以顺性命之理”，共有三处最为重要，其他的暂不引用。由于浓缩再浓缩，简化再简化，便可知道“致知格物”而到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”的要点，是在“穷理，尽性，以至于命”。“将以顺性命之理”的“格物”，以达到“修身”为明德外用最重要的根本。这才正是孔子所说的，“其身正，不令而从。其身不正，虽令不行”的要旨。因为明白了性命的真理，就可了解到我们这个人身，也正是外物。那个“能知”之性，“明德”之体的根元之“道”，才是“心物一元”的真谛。

至于“心物一元”的“道”，便不是“能知”、“所知”所能透彻，所以在《系传》上便有“阴阳不测之谓神”之说了!不过，“道”，也并非绝对的不可知。所以孔子又说：“生而知之者，上也。学而知之者，次也。因而学之，又其次也。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!”由此可知曾子作《大学》，特别提出“致知格物”、“物格知至”反复综合的叮咛，其推崇内圣（内明）外王（外用）的“明德”，着重在“修身”的用意，实在是秉受孔门心法“吾道一以贯之”的传承。

那么，我们对于《大学》所讲的“致知格物”的原则，已经有了确切的了解，那就是《易经·系传》所说的，“知周乎万物，而道济天下，故不过”。这就是说，将知性的学养，提升到不只知人的理性，而且周遍知识万事万物的理性。学养到达这个境界，能尽知人的理性，能尽知物的理性，然后才能真正做到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”，可以担任以道济天下，而使天下平治了

二十二、智知万物自知难

对于“致知格物”、“物格知至”的研究，现在我们理解它的内涵，并不完全如宋明理学家们的观念，只要格去心中的物欲，就算是“致知格物”的意义。我们已引证到《系传》所谓“知周乎万物，而道济天下”的指标，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已提到过“心物一元”、“心能转物”的道理。尤其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了现代，姑且习用公元的计程，已经快要到了二十一世纪开始，即将来临的人类社会中，人们几乎丧失了人性，完全是“心被物转”的时代，工商业的科技文明愈发达，精神文明愈形堕落。有如一把秤的两头，要做到比重平衡，非常不易。所以对于孔门心法“致知在格物”、“物格而后知至”的先贤明见，的确有重新认识、从头反思的必要。

至于物与心之间的关系，怎样来治心制物？对于人类社会，在历史的过程上，有它自然而必然的发展趋势。孔子早在《易经·序卦》上下篇中，已经有了启示。如《序卦》上篇说：“有天地，然后万物生焉。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。”如果从这个唯物观点来看，所谓人类，也不过是天地之间万物的一类。唯有“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”的类别而已。所以在上古的中国文化中，人类也叫做人群。人类自称为万物之灵，那是人类文化的自我封号。讲到这里，又牵涉到哲学与人类学问题，不必离题太远，多加讨论。

同时我们为了松散一下神经，让我引用明末清初山东一位明朝遗老贾凫西的鼓儿词说：

太仓里老鼠吃的撑撑饱。老牛耕地使死倒把皮来剥。河里的游鱼犯下了什么罪？刮净鲜鳞还嫌剌扎。那老虎前生修下几般福，生嚼人肉不怕塞牙。野鸡兔子不敢惹祸，剁成肉酱还加上葱花。……莫不是玉皇爷受了张三的哄，黑洞洞的一本账簿那里去查。

虽然他是抱着国破家亡的痛苫，满腹牢骚，无处发泄，故意以唱大鼓来消遣人生，但对于历史，却有他自己的一种哲学观点，也非常警辟。如果照贾凫西所说，他如代表万物的律师来告人类，那就难办了。

看万物如何分类

关于心物问题，孔于在《序卦》下篇同样劈头就说：
有天地，然后有万物。有万物，然后有男女。有男女，然后有夫妇。有夫妇，然后有父子。有父子，然后有君臣。有君臣，然后有上下。有上下，然后礼义有所错。
这是很明显的说明人类自我建立了一套人文文化，所以与万物有分类差別的界限。

但天地之大，万物之多，在上古，用什么观点去分类呢？这又要讲到中国与印度的文化，各有一套说法。以中国上占文化来讲，把物理世界，化作八类，叫做八卦，那就是天、地、 日（火）、月（水）、风（气）、雷（电）、山、泽（海）。其中存在的生物，如飞禽、定兽、鱼龙等，都是属于动态的生命，所以叫做动物。此外，与动物生命存在有息息相关的，如草、木，叫做植物。如土地、山、岩、矿藏等，叫做矿物。这些上古的资料，多读中国古代科学的医药书籍，就可明白。

但在印度上古的分类，把宇宙万物的形成，分为地、水、火、风（气）四种大类，简称四大。后来在佛学中，又加一空大，共为五大类。这是印度文化对天地万物和物理世界的分类。它和希腊上古文化一样，也有说物理世界的最初生成的是水大。除此以外，后来印度的佛学，又分生物的生命为四种类生，叫做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。更详细的，又分生命有十二种类，几乎包括人类以及看不见的鬼神一类生命。但这些任何一种生命，都和地、水、火、风（气）有关，是心、物分不开的混合一体。其次，大家也都知道希腊文化，到了比曾子后生的柏拉图手里，他把世界分为两类，一是理念世界，一是物理世界。至于埃及上古文化，相当接近于印度上占婆罗门的观点。

仁民爱物天下平

我们大略明白了这些人类传统文化的研究，再回转来看人类最初对物理世界中万物的关系。可以说，人类自始至终，也如各种动物一样，都是靠征服残杀別的生命来养活自己，正如达尔文所说，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。但人类和其他动物到底有两种不同的特性，一方面是为生存而想征服万物，一方面也具有爱惜怜悯生物的心情。这就是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，自有人文文化的特点。这在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文化中，叫做“仁”，是儒家孔、孟一系所极力要想发扬光大的主旨，也就是后世儒家所谓“亲亲、仁民、爱物”的宗旨。在印度佛学中叫“慈悲”，希望做到“众生平等”。在西方文化中，叫“爱”或“博爱”。

而在这些人类文化三大主旨中，尤其从儒家观点来说。对于“慈悲”或“博爱”，是很准确高远的目标，无可厚非，但似乎有大而无当之概。只有从各各自我立足点出发，先由“亲吾亲而及入之亲”开始，逐步扩充“仁民”、“爱物”，才有序可行。但要达到这个目的而使“天下平”，首先必须学养达到“尽人之性”、“尽物之性”的“物格知至”。也就同佛学所说的“如所有性，尽所有性”，然后才能有“大智、大勇”的“大雄”才德。唯有具备这种才德，才可能领导人类文化走向“民胞物与”、“心能转物”，而不被物质文明带向自我毁灭之途。

二十三、物欲催人肯自怜

至于人生天地之间，与万物共同生存的关系，及其发展趋势，在《易经·序卦》上下篇里，早已有一套心物发展史观，在这里不必细说。我们只是依照过去人类几千年来对历史发展的过程，反观人类用尽心智来役使万物，如果再不设法使“物格而后知至”、“知止而后有定”，势必自使人类甘心永为物的奴役。而且最后使心物之间的矛盾加剧．不但自己毁了精神文明的世界，同时也自我摧毁了这个整体的物质世界。

反观人类发展史

现在我们回转来，反观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，暂且不说远古，仅从三五千年来的上古说起，当人类初由母系社会，而变成父系氏族社会，起初还没有城邦国家的雅形，只是血缘关系的氏族社会的阶段。人们用知性的个能，征服了有限动物和植物，如服牛乘马，豢养猪狗牛羊等作为家畜，砍伐树木石块，构筑居屋。最大的空间界限，都是依山傍水。换言之，一群氏族的四周，以有高山或较大的江河流域，阻挡去路，便自封守为界。对于无法用原始的心智来把握征服的，如日月星辰、风云雷雨、天灾地震等，只有视之为神力的安排，顶礼膜拜，祈祷保佑而已。

渐渐智知开发，知道制造舟车，可以征服江河与海洋。高山峻岭，也可以用智力来开发。便有氏族联盟，团结组织起来，然后就有城邦国家的出现。渐渐在政治体制上，形成诸侯封建。因物资交易的需要，形成了商贾。至于再发展，知道大量开发盐铁矿物的利益，已经转型到大城市、大国家的历史文明了!在过去三五千年以来，无论社会文明如何不同，人智的效用开发，在地球上东西两洋，除语言文字不同以外，大致不相上下。尤其在中国，因为地缘和人文的关系，经济的重心，始终只以农业为主，工商业一直是属于农业经济的附庸。而国家与世界的最大关限，就是海洋。所以舟车牛马之利，始终还没有办法征服海洋，当然更不能控制海洋。例如中国、印度，甚至埃及，大致都不外于此例。

但在地球的另一边，我们现在所称的西洋（欧洲）呢？他们在远古、中古的历史阶段，几乎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在由氏族社会，转变为西洋式的封建。后来又形成以血缘为主的国家民族、政治制度等等，各有不同。尤其以北欧为主的少数城邦国家，绝对难与中国相比，可以坐享农业之利，安于田园之乐而甘于平淡。他们为了生存，势必要向海洋冒风浪之险，另求生存发展的机会。因此而有海上航业的开展，渐渐形成越海贸易，沟通重洋而寻求市场。

东西方分野的关键

然后到了公元十五六世纪的时期，我们正在一直沉湎欣赏自己东方中国式的文明，而在西洋，却从中古文明黑暗末期中觉醒。由文艺复兴开始，接着而来的是科学技术文明的进步。尤其用科技文明来制造铁（轮）船以后，人们渐渐征服了海洋，打破了以洪涛巨浪作为屏障，各自闭关称尊的东西洋国界。当然，最重要的，是利用科技制造了以火为主的枪炮，配合远航的轮船，带动工商业进步的新文明。因此而有新大陆发现后美国的新兴，因此而有黑船初到日本，因此而有鸦片输入中国，因此而有假贸易之名而侵占了印度，如此等等的国际之间的重大变化。

当然，同时也包括了西洋文化东来，由矛盾而融合的变化。换言之，由公元十七、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时期，所谓人类文明，已经突破了海洋的限制。同时也因科学文明的发展，渐渐能够操纵时空的限制，打开人类的心知和眼界，知道了“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”的世界观。但从工业革命以后，追求科技的发展，享受物质文明的欲望，也逐步提高了。

到了二十世纪开始．终于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（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）。跟着而来的，为了争取殖民地，为了经济倾销市场，换言之，各国民族为了争取侵占财富，占有物质资源的利益，酝酿停顿了十几年以后，由日本、德国开始，再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达八年之久。因此而促进航空飞机的发展，快速超过以海洋为屏障的阻碍，缩短了人类吋空的限制。

追逐消费的危机

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际，在北美洲地区，有一个欧、非民族杂拼而成的美国，凑巧利用了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自由、民主思想。接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科技，坐守北美。一面倾销军火而大谈其消费刺激生产的经济利益，一面而得天时、地利之便，大事鼓吹它美式的政治体制，以民主、自由为人类最崇高的文化。他们崇拜“雅典”文化，但也忘了“雅典”为什么在历史上只剩有一个美丽的幻影。这个问题，当我在欧、美的吋候，每每与他们后起之秀们研究讨论，却发现西方青年的思想，止在酝酿另一种政体意识，尤其非常鄙视美式的文明。不过，我们暂且搁置，不要又离题太远，扯到现代的政治思想上去。

总之，现在的世界人类知识，尽量利用物质，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，已经初步登陆月球。还正在追寻外星球是否有生物的存在。同时，武器的发展，使杀伤力到达不可计数程度。电脑网络的发达，可使人们完全进入“迷心逐物”的境界。可是，却忘了地球和人身一样，是一个整体的生命。我们现在所用的资源，都是取自这个生命的内部。这些生在地球外表皮肤的寄生虫一族，所谓人类，却拼命钻进内部去挖取它的骨髓。也许很快的就走上树倒藤枯的结局，还归原始的浑沌世界，才算了事。

二十四、身心情智与物化

我们反反复复，为了“致知在格物，物格而后知至”，议论了很久，好像忘了下文的“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”乃至“家齐、国治、天下平”，以及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”，前后有绝对相关的一节。其实，前面虽然为“格物”这个名词的内涵，稍作发挥，略微启发。但如果真要了解传统文化“格物”的道理，除非研究自上古以来，儒道本不分家的科学史观，甚至如后世所谓的道学养生科学与物理等学识才行。

人身只有使用权

因为我们的上古科学史观，认为这个天地宇宙与万物，都是一个“物化”作用的“造化”生机而已。换言之，这个天地宇宙，是一个大化学的熔炉，万物和人，都是这个大化学洪炉中的化物。这个能知之性的神灵妙用，是发动“造化”的能源。但它又被“物化”的引力吸住，混在一起。除非再自觉醒，摆脱“物化”的吸引力，超然物外，回归道体，才是究竟。

因此类推，不但天地万物都属于外物，就是我们所认为是我现在生命的人身，也同样是外物，但有使用权，并没有永久拥为已有的主权。例如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一句很漂亮的哲学性口头语：“身外之物，并不在乎!”其实，大家忘了这个偶然暂时占有的人身，也只是“心外之物”，你更无法永远据为已有呢!所以当你现在拥有此身，就要好好的“诚意、正心”去使用它，为己为人，做一番自利利他“明德”的功德。这才是“物格而后知至”的“明明德”之学。

那么，此身如何去修呢？我们既已知道了身亦是物，但这个现在已经是我所依的身子，虽然和我好像是分不开彼此的一体。事实上，我的“能知”之性，并非属于这个身体。只是在此身内外任何部分，都共同依存有“能知”之性所分化的“所知”，和感觉的作用而已。不过，在普通一般人，没有经过“知止而后有定”，进而达到“静、安、虑、得”的学养境界，就不会了解“致知在格物，物格而后知至”的层次。因此，平常都由“所知”的分别思维作用，被身体生理的“感触”所左右，随时随地落在“感觉”所起的情绪之中。即传统文化所渭的七情“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”的作用上打转。到了汉、魏以后，佛学东来，又加上由“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”所起的六欲作用。所以在唐、末以后，统名叫做七情六欲，它左右了人的一生。

那么，在这个人身生命中，当他和“身外之物”的物质世界各种环境接触，以及和人事的互相交触感受的时候，便随时引发了喜、怒、哀、乐等情绪。其中的关键作用，那便是上古儒道本不分家所说的“炁”（气）。所以从曾子以后，由子思再传的弟子孟子手里，就极力主张“养气”之说。孟子所谓，“志者，气之帅也”。便是说明“所知性”所形成的意志，可以作为主导情绪统帅的功用。如果能够把义气“直养而无害”，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，变成“浩然正气”。但也须要有一步一步的实证程序，并非徒托空言就可做到。这在《孟子·尽心篇》里，已经有比较具体的说明，姑且不加详说。因为我们现在所讲说研究的，是孟子的太老师曾子的原本《大学》，不是讲曾子的徒孙孟子的学问。

从《内经》看修身的内涵

如果再要探究修身内涵的学识，势必要借用道家养生之学的始祖，也就是中国医学的老祖宗《黄帝内经》，就可更为明白了。现在简略列举上占医圣岐伯答黄帝所问的，以及与“修身”治事有关的问题，便可知《大学》的“修身”之说，并非只是理性抽象的空言。例如《内经》说：

东方生风（先以地球物理作指标来说），风生木，木生酸，酸生肝，肝生筋，筋生心（以人体五脏互相生化作说明）。其在天为玄。在人为道。在地为化，化生五味。道生智。玄生神。化生气。神在天为风……在藏为肝，其性为暄。其德为和。其用为动……其政为散……其志为怒，怒伤肝，悲胜怒。苦生心，心生血……其德为显，其用为躁……其政为明……其志为喜，喜伤心，恐胜喜。甘生脾，脾生肉……其德为濡，其用为化……其政为谥……其志为思，思伤脾，怒胜思。辛生肺，肺生皮毛……其德为清，其用为固……其政为劲……其志为忧，忧伤肺，喜胜忧。

咸生肾，肾生骨髓……其德为寒，其用为肃……其政为静……其志为恐，恐伤肾，思胜恐。心藏神。肺藏魄。肝藏魂。脾藏意。肾藏志。故曰：知之则强，不知则老（谓调和七损八益的重要）。智者察同，愚者察异。愚者不足，智者有余。有余则耳目聪明，身体轻强，老者复壮，壮者益治。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，乐恬澹之能，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。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。此圣人之治身也。

现在我们对于所引用《黄帝内经》生化互克的理论，如果对于上古的传统科学没有基本知识，你读了会觉得很好笑，认为太玄了!也很矛盾，好像很不合于现代人的科学逻辑观点。其实，上古中国文化中的医学、天文、地理等学问，它的立论，都从科学的哲学基本出发。所谓上古传统的科学的哲学，它是从“心物一元”、“天人合一”的立足点来发挥。因此庄子而有“天地与我同生，万物与我为一”的名言。又如道家所说，“人身是一小天地”，换言之，大地万物乃是一个整体生命。如果你从这个认识去探讨，精密研究《内经》等学识，就可知道《内经》之学的内涵，并非只属于医药的范畴。我们为了研究讨论“格物致知”、“物格知至”而到“修身”，所以特别提到它，引用了有关“心物”、“身心”理论的一小部分，而且简略浓缩。这也就是《易经·系传》所指示的简易原则，所谓“近取诸（于）身，远取诸（于）物”，取近就便“格物致知”的办法。

心物一元防“物化”

我们一路依文解义，讲到“明明德”的“外用”之学，由“致知在格物”，“物格而后知至”，而先行提出、讨论“修身”。这个理念，是从中国上古以来的传统观念，根据“心物一元”的基本原则，认知我们现在生命存在的一身，正是物我齐观的生物。换言之，这个人身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“性命”之“命”的主要部分，是属于生理的、物理的。而运用这个生命的另一主要功能，根据传统文化的命名，便叫做“性”，它是属于心理的、精神的。而在上古儒道本不分家的其他的书本上，也有别名叫做“灵”，或叫做“神”。而综合性命、心物为一体，圆融贯通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总和，便统称之为“道”。

我们如果有了这个认识，便可明白曾子所著述的“大学之道”，以及其弟子子思所著述的《中庸》，确是秉承孔门心法，根据《易经》乾、坤两卦的大义而来发挥，应用在人道的行为修养，而形成后世所称的儒学。他最明白的根据，就是乾卦的彖辞：

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太和，乃利贞。

所以“修身”的重要，正为自正其命的“正命”之要旨。至于“诚意”、“正心”，是与“明德”的“能知”、“所知”的知性有关，统属于天道和人道的知觉、感觉作用的“觉性”范畴。

那么，为什么《大学》在“知止而后有定”，直到“物格而后知至”，“此谓知之至也”以外，又提出一个“诚意”的“意”和一个“正心”的“心”呢？难道人们生而“能知”之性，它不就是“意”？不就是“心”吗？如果在身心之外，还另外存在有个知性与意识，它的存在，它的分别功能，又是如何分类呢？依据现在生理学与医学的观念，这些都是脑的作用，是一切唯物的反应而已。何必巧立名目，故弄玄虛呢？同时，在身体的部分，就算承认在人活着的时候，有它生理五脏互相关联生克的变化，但哪里还有一种“五运”、“六气”的作用？它和知性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这一连串的问题，在古代读书，只要接受、相信就可以，除了对文字文句，做些考证改订之外，那是当然的毋庸疑议。但在现代，就完全不同了。如果这些问题没有了解清楚，那对《大学》这一本书，只能视作传统的格言信条，有他自成一家之言的权威性价值而已。用来谈什么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之学，恐怕是了不相干吧!

二十五、诚意正心修身与知至

为了清楚了解所提出的这些关键性问题，我们的讨论难免重提前面已经讲过的旧话，犯丫繁复的语病。但为了交代得更明白，只好不避重复，再来说明清楚。

从“性”到“性理”之学

从中国上古以来传统文化的总汇资料来说，当然只有根据经过孔子整理编集的五经--《易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春秋》，最为可靠。《尚书》（书经）是以保留上古政治哲学的史料为主。《春秋》是孔子著作的政治史观。《诗经》是收集保留历史、政治、社会演变等各阶层民意反映的资料。如果要研究有关天人之际，以及人道的传统学术思想，只有在《易经》、《礼记》中去寻根。而在《易经》与《礼记》的传统文化中，对于人性问题早已提出，性与情两者，是现实生命存在一体的两用。关于人性问题，尢其以《周易·系传》更为明白，如说：

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天地设位，而易行乎其中矣。成性存存，道义之门。

总之，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，以统摄天人之际，为天地万物总体的功能，名之为道。道的本能，自然具备有一阴一阳，正反相成相制的作用。在阴阳正反的相互衍变中，各有各的同等功用，无所谓阳善阴恶，或阴善阳恶，这两者的功用，都是“至善”的。所以曾了著《大学》，开始就说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他对“大学之道”的前提宗旨，完全是有所本而来的，也就是以“继之者善也”的发挥。但他对于“成之者性”乃至“成性存存，道义之门”，却只用“明明德”一词来表达人性光辉的一面，不另加详说。第一个明字，是作动词来用，也就是说，人性天然有自明其德的功能。所以到了子思受业于曾子之后，跟着著述《中庸》，便换了一种说法，一开始便说 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”

所以在中国文化中，无论曾子所著述的《大学》，和子思继承著述的《中庸》之后，便把从人道出发的性情二字的性字，特别流行作为明通形而上道的表示。但要知道，曾子、子思，是春秋的末代人物，比释迦牟尼后生几十年，比苏格拉底、柏拉图又早生几十年。

所以后来佛学输入中国，译文所用的佛性、觉性，乃至明心见性，也都照样引用性字，作为现实人生的生命之源，作为表诠。因此后世道家神仙的丹道之学，有所谓性命双修之说等。尤其在隋、唐以后，因为禅宗的兴盛，以“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的主旨，在中国文化中，形成联系儒、释、道三家中心之学的台柱。因此而有南北宋儒家理学家们起来学步，大力主张以孔孟之学的心法，大倡其性理之学。我们了解了这个文化历史演变的过程，再回转到《大学》主旨的探讨，就更为明白。

自性如何“止于至善”？

既然人性的本来，本能自己具有自明其德，本自“至善”。为什么在起心动念，变成人的行为时，又有善恶对立，作用完全不同呢？这个问题，从儒家的观点来说，是因为人性的变易，主要是受到后天环境的影响，也就是孔子所说的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”。换言之，天生人性，本来是个个良善的，只是受后天的影响，受生理的环境的种种影响，由习气的污染而变成善恶混浊的习惯。所以学问之道，便是要随时随处洗炼自性所受污染的习气，使它重新返还到“明德”、“止于至善”的境界。

那么，怎样才能使自性返还到“止于至善”的境界呢？那只有利用自性本自具有的“能知之性”的功用，随时反省存察，了了明白，处理每一个起心动念，每一桩行为的善、恶，分别加以洗炼，使它还归于纯净“明德”的本相。所以在言辞表达上，又把“性自明净”的知性作用，以逻辑的理念，叫它作“能知”。再把这个知性，用在起心动念，向外对人对事对物的分别作用上，叫它作“所知”。

例如：人性自出生为婴儿，直到老死，饿了知道要吃；冷了知道要避寒取暖；看到好看的、美丽的，想要取为已有；不好的、厌恶的，想要赶快’弃。那都是天然“知性”的“能知”的作用。不过，其中又有不同的分别。知道饱、暖、饥、寒、好、恶的，是由天然“能知之性”的感觉部分所反应而知的，所以也可以叫做“感知”或“感觉”。在佛学的名词，叫做“触受”。但知道这个好吃不好吃，这个可要不可要，这样能不能要，该不该要，那就属于“能知之性”生起“所知”的分别作用，这个作用，叫它是“知觉”。知觉与思维、思想有密切关联，随时不可或分。当知觉的作用，要仔细分别、追寻、分析、归纳、回忆、构想吋，又别名叫它是思想、思维，等等。

但无论“能知”或“所知”，从《大学》本书的名词来讲，都属于能自明其德的“明德”自性的起用。如果明了“明德”自性，它是本自“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”。那所谓“能知”与“所知”，也只是“明德”起用的波动而已。摄用归体，“知性”也并无另有一个自性的存在。譬如波澄浪静、水源清澈，原本就是“止于至善”，这样才是“知本”，这样才是“知之至也”。

但是，在一般人而言，从有生命以来，始终是被“所知”的分别作用牵引波动，并无片刻安宁。从少到老，收集累积“所知”的“习气”，便形成了“意”。也可叫它是“意识”。然后，又自分不清楚，认为“意”便是“知性”。其实，“意”是“知性”的“所知”累积而形成。“知性”收集累积成“意”以后，譬如银幕上的演员与幕景，能够分别演出音容笑貌、悲欢离合等情节，如幻如真。事实上，这些情节变化，都是幕后的一盘磁带的播出而已。所谓磁带，就犹如“意”。银幕上的种种人物活动，犹如“所知”的种种投影。

由“意”衍生的各种心态

如果用文字艺术来比方，例如李后主的词说：“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离愁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。”那想剪断它、想理顺它的，是“所知”。剪也不断，理也不顺，似乎在心中去不了的，便是“意”的作用。又如苏东坡的词说：“十午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”

自己并不想去思念它，但在心中，永远存在着、排遣不开的，这就是“意”。所以“意”的作用，又有一个别名，也叫做“念”。就是念念难忘的“念”。又有形容“意”是具有强力的作用，便叫做“意志”。它配合生理的作用，就叫做“意气”了。人生多意气，大丈夫立身处世，意气如虹，那是多么美丽的豪语。“意气”加上思想、思维以后，主观认定的作用，便又换了一个不同的名词，叫做“意见”。

说到“意气”，问题可大了! “意”是“能知”、“所知”接受外物环境等所影响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渐渐形成为自我知性的坚固影像，也可叫它为形态。但从逻辑的界別来说，它是唯心的。然而它每每在起作用时，必然的，同时关联生理内部的情绪，两者互相结合，所以叫做“意气”。一部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、人类社会。“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反认他乡作故乡”，十之七八，都是人我“意气”所造成的错误。宋儒理学家陆象山说过两句名言：“小人之争在利害，士大夫（知识分子）之争在意见。”这的确是很有见地的观点。

其实，我们平常做人处事，大部分的行为言语，都在“意气”用事，绝少在清明理智的“明德”知性之中。加果要做到事事合于理性，那是很难的事。除非真能做到经过“大学之道”的基本修养。所渭“定、静、安、虑、得”的学问工夫。不然，对于自己理性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子，根本就无法自知，所以老子便有“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”的感言。因此，曾子特别指出“知至而后意诚”的重点。但是因为用了一个“诚”字，又被后人误解不少，这真如禅宗洛浦禅师的话说：“一片白云横谷口，几多归鸟夜迷巢。”所以，从《大学》的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”的观点，来参证一部二十六史上的领导人物（帝王们），以及一个普通人物创业守成的成败得失，就有得戏看了!

心、意、识（知性）的差别

对于知性与意志或意识的作用，大概已有分别的说明。但照一般通常的了解，所谓“意”，就是心理的一种活动作用。换言之，“意”就是“心”，只是在习惯上所用的名词有不同而已。其实，“心”和“意”，不就是同一的东西吗？如果笼统含糊地说“心”和“意”，好像就是一个东西，等于是思想和情绪的总和。但从严格辨別来讲，“意”是不能概括“心”的。所渭“心”的现量境界，是我们没有起意识思维，更没有动用知性的分别思量作用时，即没有睡眠，也没有昏昧的情况，好像无所事事，但又清清明明的存在，那便是“心”的现象。例如，明代苍雪大师的诗说：

南台静坐一炉香，终日凝然万虑亡。不是息心除妄想，只缘无事可思量。

事实上，当我们心中无事，意识不起作用，当下忘去“所知”的分别活动，好像空空洞洞愣住一样，这便是“心”的现象。通常一般人，尤其是大忙人，偶然一刹那之间，有时候，都会碰到这种情况，不过，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吋，反而会起恐怖，自己会怀疑自己脑子有问题，或是心脏停止活动。便自寻烦恼，凭一知半解的医学常识，找医生，量血压，检查心电图，大多就因为自起恐慌而真的生病了。事实上，这起因是一种人我自己的心理病。如果在这种状况中，坦然而住，反而得大休息。不过平常没有经验，对自己没有认识，没有信心的，刹那即成过去，是不可能长久保持这种现量状况的。

如在睡眠，或受外界刺激，或因病痛发晕昏闷过去，那就不可能有这种“心”量境界的出现。甚至梦中也不可能。做梦，广东话叫做发梦，那是“意识”所起反面的作用，不是”心”的作用。如在梦中，忽然心力特强，觉得是梦，一下便清醒了，那就是恢复“心”的境界。不过，在平常人的习惯，从梦境中一醒来，便即运用“意识”去思量，以“所知”的习惯，去追忆梦境，或以“所知”去寻求新知，永远不会停止休息的。

如果了解这样的粗浅分解，便可知道心、意、知性三者，的确都别有它的不同领域。非常巧合的是，魏晋以后，佛学东来，也同样提到心、意、识这三层次的差别。这真是合了一句古语，贤者所见略同。总之，再用一个譬喻来说，“心”好像一个盘子，“意”好像盘子里一颗圆珠。“知性”好像盘子和珠子放射的光芒，內照自身，外照外物。但这整盘，又装在一个血肉所制造的皮袋里，那就是人身。但要知道，这只是勉强的譬喻而已，并非事实的真相。在中国小说中，古人早已有很趣味的譬喻，那就是《西游记》的四五个人物，作者把心身意识演化成小说，将心猿意马，化出代表“心”的孙猴子。代表意气的是一匹龙马。猪八戒代表了人的大欲，特別喜欢男女饮食。一个晦气色的沙僧，代表没有主见的情绪，只能挑着行李，担起这个皮囊跟着猴子、猪八戒跑。那代表整个完整的心身生命的，便是唐僧。从表面看来，他是世界上最老实的笨人、善人、好人，虽然一路上他所遭遇到的，处处是艰难险阻，都是妖魔鬼怪，而在这三四个鬼精灵伴随下，走完一段人生的道路，但由于他的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”，所以他成功了!

知道了心、意和知性的三层次作用，还是属于“明德”的“内明”范畴。这心、意、知性必须凭借外物的人身，才能对这个物理的现实世界发生作用。我们一般把人生生命的整体，叫做身心，那是很确切的说法。这个生命，是由身心组合而成的。身体是生理的、物理的，是生生不已，是“生”的功能所呈现。心是心理的、精神的，也是生生不已，绵延续绝，形成“命”的功能。如果引用《易经》的说法，心性属刚，身体属阴，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，交互变化，呈现出生命的作用。因此．必须知道，人生的一切作为，还要看每一个人所禀受生理的情况，而形成“外用”行为的结果。很明显可知的，当一个人“知性”在理智上明明知道这样做不可以的，但是自身另有一个力量强过了理性，结果就非做不可。或者说，当自己在“知性”的理智上认为这样应该做，而且是一桩好事，但是自身却另有一个厌倦疲懒的力量，使自己始终没有去做。最后又悲叹懊悔，自怨自艾，无可奈何!这就是说明人生的一切，以及行为的善恶是非，有一半是属于人身生理所影响的结果。所以《大学》特别提出“修身”的重要。

从人身生命的形成说起

至于这个人身的形成，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力量，可以左右理智，那就要从传统医学的黄帝《内经》去认识，配合现在的生理、生物等科学去理解，自可了然于胸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出过《内经》有关喜、怒、哀、乐等生理上情绪的变化，就是这个缘故。如果要比较深入一点去探讨，首先要搁置形而上先天性的哲学范围，只从后天人身生命的形成说起。

我们都知道现在医学的说法，我们的身体，起初是由男性的一个精虫，和女性的一个卵子，两相结合，产生一种“生命的动力”，古人叫它为“气”，也有叫它为“风”。因此在母胎中分合变化，将近十个月而完成为一个胎儿，出生以后便叫婴儿。他虽禀受父母两性的遗传，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。碰上精虫和卵子本身的强弱好坏，又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。住胎时期，母性的生活、饮食、情绪、思想，以及父母两性的生活环境、外界的时代背景等，非常复杂的种种因素，凑合一齐，幸而出生入世，变出一个人身。但是他内部的结构，血肉、神经、骨骼等，形成所谓五脏（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）、六腑（胆、胃、膀胱、三焦、大肠、小肠），以及外形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体。全盘联结在一起，大如外形躯体，细如每一毛孔，整个系统，自己都具有一种触觉的作用，这是生理的、物理的反应。当触觉的反应交感与知性的知觉相结合，便形成为心理、意识的种种感受。由此配合“所知”发生作用，便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行为。

行为大半受情绪影响

换言之，每一个人的行为，通常大半是受情绪的影响最为有力。例如，我们经常说某人的脾气我知道，或是说某人的个性我知道，这所谓的“脾气”和“个性”，就是情绪为主。情绪并不是代表某个人“所知性”的分别意识所生的聪明才智。情绪的作用，是来源于生理禀赋，由于身体内部健康状况的作用。换言之，健康与不健康，和情绪关系很重要。如《内经》所说：五精所并。精气并于心则喜，并于肺则悲，并于肝则忧，并于脾则畏，并于肾则恐。是谓五并，虚而相并者也。

所以子思著《中庸》，开头就先从天命之道的“知性”，提到《大学》所谓“诚意”的“慎独”。以后便特别说到：喜、怒、哀、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

历来关于《中庸》开始的第一节，人多数都把喜、怒、哀、乐当作心理的状况，加以解释，那是绝对错误的。不管他是古圣贤或今儒家，错了就是错了，实在不敢苟同。喜、怒、哀、乐是情绪，属于修身范围，不属于修心的心、意、知性范围。还有一点更重要的，就是读《中庸》一书的“中”字，固然可以把它当作中心的中，中肯的中来理解，但可能是不完全准确的。《中庸》的“中”，应该以古代中州音发音；例如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山西、山东，以及中州的河南音来读，等于南方人发音的“种”字音就对了。所有中原地带的人，刘于某一件事，某一个东西，认为是对了，便说是“中” （音种）。如果你有这样的了解以后，对于《中庸》的道理，“虽不中，亦不远矣”。所谓“喜、怒、哀、乐之未发谓之中”，是指“情绪”没有发动的境界。换言之，是并未动情，更未引发“意气”的情况。但人到底是有情的动物，“无情何必生斯世”，“天下谁能不动情”，只要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。“知止而后有定”，便能做到“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”了因此子思把“中和”的境界和作用，高推到“大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的圣境上去，是多么的真善美，而且又很切实于人情的平凡状况，这就是人道的真现实，并不外于人情。可是，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，再回转来看“大学之道”，要教化社会上的人，上至天子，下及任何一个平民，都须具有这种儒者的学问修养，才算是完成了一个国民人格的教育标准。如曾子所说：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”，能吗？尤其从南宋以后，推崇尊敬程、朱之学的后儒，硬想把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变做帝王们必读之书，必修之课，而且还要他们做到安静修心，不动心、不动情，学做想象中的尧、舜，岂不真到了迂腐不可救药的地步吗？看看历史上的帝王们，连要找出心理正常的，都不可多得啊得

二十六、尧舜不来周孔远

我们讲论《大学》，到现在为止，还是停留在“明德”的“内明”范围．由“致知”到“修身”，虽然研探了五个学养纲目，除了“修身”是介于“内明”（圣）与“外用”（王）之间外，前面的“格物”、“致知”、“诚意”、“正心”等纲目，始终还属于“内圣”之学。如果“内明”（圣）得达“明德”境界，由此起而“外用”用（王）于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就须从“修身”立德开始，所以便有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”，这个非常肯定的提示。由此可以了解孔门心法，始终是遵从孔子著《春秋》的宗旨，志在责备贤者。但须了解，在春秋前后时代，所谓“贤者”这个名词，并非如秦、汉以后，专门把圣贤两个字，当作学养兼备、修道有成者的代号。在春秋的前后阶段，贤者一词，有时候是对在职在位当权者的礼貌称呼。

尧舜周公的好榜样

曾子著述《大学》，是在夫子逝世以后，当时上至中央的周天于，下及列国的诸侯们，都是做君上者，不成其为人君；做臣下者，不成其为人臣的丑角，既乏内养的品性，亦无立身处事外用的德行。因此他以悲天悯人的心情著述《大学），宏扬孔子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法，留传后世。这也就是孔子“删诗书，订礼乐”，只以师道自居的精神所在。那么，中国文化中“内圣”、“外王”之学的中心精神是什么呢？那你必须要冷静地好好研读《礼记》中的《礼运》篇，它与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是互相关联、绵密一致的孔门心法。其次，还须从孔子删定的《尚书》（书经）去了解。那是用断代史的手法，截去远古史的残破资料不讲，只取有文献可征的史料开始，以唐尧、虞舜作先驱的榜样。然后从传统历史的变革，以夏、商、周三代为继统。但在三代之后，尤其推崇周文王的品德。对于周武王，只是循历史的趋势，当然承认他是一个划时代革命性的象征，有如成汤一样，可以相提并论。但对周室七百余年的政绩，只是如记流水账而已，可取者并不多。特别值得崇拜的却是周公姬旦，尊敬他为中国文化集大成者；又为周室设计分封诸侯建国，联合治天下的封建制度；以及士地公有、权益均等的井田制度，为当时奠定以农业经济建国的好榜样。

孔子重视仁民爱物而尊王

换言之，孔子的尊王主张，是他眼见当时春秋时代的政治、社会演变趋势、文化堕落，当权有力者不以“立德”为功，只以智谋权力作为霸业的手段，天下将必大乱。大乱的结果，当然是民不聊生，吃苦受害的还是老百姓。所以他主张，仍然尊重周室的政权王统，要使他随势“渐变”，不至于大乱。如果要求“突变”，必会造成再来一次如“汤、武”一样的革命，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所以当时孔子的尊王主张，是由于仁民、爱物的思想出发，并不是如后世的儒生们，只要是那个称王的，就可以如俗话所说，“有奶便是娘”，甘愿臣服而事之。只知道孔子开口尧舜，闭口尧舜，就是尊王。因此后世的儒生，为了出卖学问知识，争取功名富贵，便臣事于人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皇帝老板，便称他为“当今尧舜”，岂不可笑之至。孔于所标榜的尧舜，是真民主，假帝王。后世与现代的民主，是真帝王，假民主。这个道理界限弄不清楚，便好像《红楼梦》上林黛玉笑贾宝玉的诗所说，“不悔自家无见识，翻将丑语诋他人”，那就无话可说了。

如果你要彻底了解这个道理，明白孔子所代表中国文化史现的奥妙，必须仔细研究子思所述著的《中庸》。我们现在只摘出其中的两句话，作为这个观点的一只眼。那就是于思说的， “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”。即如大禹，也并不提到。因为以尧舜禅让为立德而“止于至善”的标准来看，大禹立功，泽及万世，固然功德很大，但很遗憾的是，他井未在生前安排好继承尧舜之德，却从他的儿子“启”的手里，将中国传统禅让美德，变成了“家天下”，为三代以后所借口，永为天下私有的法式。因此使曹操的儿子曹丕篡位时，说自己总算明白了上古历史所谓的禅让，是怎么一回事了。但大禹治水的功德，的确不能轻视，所以孔子只有在平常对弟子讲学的时候，很感慨地说了一句，“禹，吾无间然矣”。换言之，孔子说，对于大禹，我实在不可以再在他的功业当中，挑剔什么啊!

第四篇 外用之学
二十七、 三代以后的帝王与平民

继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”等“内明”（圣）之后，真正转入“外用”（王）之学，便自“齐家”开始。所谓“家齐而后国治”的标榜，是从孔子开始提到尧、舜与周文王、武王之外，在后来的历史上，几年来是绝无仅有的事。不过，讨论“齐家”问题，必须要特别了解，在中国的上古历史上，“家”是聚族而居的群体大家庭，也就是宗法社会的中心代表。用现代话来讲，“家”就是一个族姓社团，并不像二十世纪初期以来，学步西方文化，只有一对夫妻，或加上父母、子女的小家庭。当然，无论为聚族而居，几世同堂的大家庭，或是小两口子的小家庭，总是以父母、夫妻、兄弟、姊妹、子女为主体所组成的。

“齐家”的妇女真伟大

天下、国家、社会的基本单位便是“家”。所谓“齐家”的“齐”，在古代读作持家的“持”，也有读作治国的“治”，同时也包括有维持和治理的两重意义。

如果了解了这个基本道理，可以说，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儒家理想中的“齐家”，只有在过去朴实无华的农村家庭里，每每可以看见那种“满眼儿孙满檐日，饭香时节午鸡啼”的情况。不过，这样的殷实家庭，一定是有一个有德而有持家之道的老祖母或主妇，作为真正幕后的主持者，并不一定是当家的男人或老祖父的成果。所以我经常说，中国文化中，维持传统的家族人伦之道的，都是历代中国妇女牺牲自我的成果，是母德的伟大，不是男士们的功劳。至少由上古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是如此，中国宗法社会的大家族观念，还未完全转变。也许我的所见不尽然，但须要人家再冷静一点仔细去研究，母教，才是天下文化教育的大教化事业。大至国家、民族，小至一个儿女，没有优良传统贤妻良母的教育基础，那就什么都免淡了!

帝王家庭问題多

从东周开始，直自秦汉以下而到清末，每朝每代的帝王家庭，都是有大问题的家庭。甚至可以说，大多数都是一团糟的宫廷，哪里够得上是“家齐而后国治”的标准。所以孔子著《春秋》，第一笔账，“郑伯克段干鄢”，就是记载由于郑庄公的母亲武姜，有偏爱心理所造成的过错。从此以后，所谓春秋时期一两百年间的“五霸”，如齐桓公、晋文公等辈开始，直到战国时期，各国的诸侯君主，大部分都是出生在大有问题的家庭，造成心理不正常的因素，当然够不上讲什么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”的道理了。

战国时期结束，秦始皇的王朝建立，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，为中国的历史文明划了一道重要的界限。从此以后，中国才真正步入以一家一姓建立的帝室王朝，长达两千年左右。不过，由秦而汉、魏、晋、（南北朝）、隋、唐、（五代）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一路下来，除了几个创业帝王，可说是有分量的英雄人物之外，其他的子孙皇帝，我叫他们是“职业皇帝”。因为他们命定出生在现成帝室家庭，生在深宫之中，长养在宫妃太监之手，菽麦不分，完全不能亲自体认民间疾苦。这些职业皇帝，可以说大部分是不懂事的血肉机器人，但他们要想不做皇帝也不可能。如果要求他们讲究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”之道，岂不是对牛弹琴，白费心力吗？也许我又说错了，据说，牛也会懂得琴声，只是我不懂而已。况且，这些天生做职业皇帝的，其中也真有几个是了不起的人物，不可一笔抹煞。

中国有句古话，“以德服人者王，以力假仁者霸”。简简单单十二个字，就把中国历史文化“王道”和“霸道”的界别说得一清二楚了。假定三代以上，在唐尧、虞舜时代的政治。是“以德服人”的“王道”。三代以下，尤其在东周以后，都是“以力假仁”的“霸道”治权。在古汉语中的“假”字，不完全当作真假的假，假当作“借”字用。所谓“以力假仁”的意思，是说，虽然都是用权力来统治，但也必须借重仁义之道来作号召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我们首先提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与管仲坦白的对话，便可了解秦、汉以后，一两千年的皇权政治，与“通儒”的知识分子结合的道理。

管仲与齐桓公的精彩对话

在历史上有准确的资料，齐桓公名小白，照旧历史的习惯，叫公子小白，他有个哥哥、叫公子纠。彼此同胞，生在帝王的家庭中，当然，命运注定是有问题的家庭。等于后来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，和他的哥哥弟弟争权夺位是同样的翻版。管仲和他的好友鲍叔牙，同时被分别任命辅佐公子纠与公子小白。齐国发生内乱，他两兄弟的哥哥襄公无道，被逼流亡出走。管仲和召忽辅助公子纠逃到鲁国。鲍叔牙辅助公子小白逃到莒国。

内乱平息了，彼此争先回到齐国夺权登位。为了各为其主，管仲在中途争夺战中，曾经拉弓射过小白，正好一箭射中小白的衣带钩上，幸好不死，也未受伤，但那却是致命的一箭。结果，小白和鲍叔牙争先回到了齐国，就继位称齐桓公。鲍叔牙又带兵威胁鲁国说，公子纠是齐国新君桓公的亲兄弟，自己不好处理，请鲁国代为解决。因此鲁国杀了公子纠。鲍叔牙又要求鲁国说，管仲是齐桓公的仇人，有射钩之恨，请你交给我们带回齐国处理。因此，管仲就自请鲁国把他作刑犯，交付鲍叔牙带回齐国。然后，鲍叔牙对齐桓公说，要放过管仲，请他帮忙治国。齐桓公很气恨管仲，并不同意。鲍叔牙说，你不想在列国中成就霸业，那就算了！如果你想要治国图强称霸，你就非用管仲不可，我鲍叔牙是不及他的。

历史上描写汉高祖刘邦，豁达大度。事实上，刘邦还不及齐桓公的胸襟。他因为鲍叔牙的话，提醒他的兴趣，就释免了管仲，甚至把整个政权都交给他办，委任为相，还尊称他叫仲父，等于现代人叫干爸或大爷，因为管仲比他岁数大得多。

更有意思的一段，你看齐桓公与管仲的对话：
管仲说：“斧钺之人也，幸以护生，以属其腰领，臣之禄也。若知国政，非臣之任也。”我是应该被你砍头的罪人，但非常侥幸的，你能原谅放过我，还保全了我的头和腰身连在一起活着，只要你给我一口饭吃就好了。如果要我担任国家的大政，恐怕不是我能胜任的吧!

齐桓公很干脆地说：“子大夫受政，寡人胜任。子大夫不受政，寡人恐崩。”只要你先生肯接受我的委任，担任国家政治的重任，那我一定做得好国家领导的重任。如果你不肯担任重责，我恐怕自己会搅崩了！

你看他说得多么坦白诚恳，所以管仲也很快地答应了。这叫做早已两厢情愿，彼此客气一番，当然一拍即合。好比现在京戏上唱的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都是彼此心照不宣了。历史政治上，有时是很讨厌、很可怕的。但有时，真如儿戏，一场天下大事，只在三言两语，谈笑间决定了全盘的命运。犹如赌徒，挥手一掷，满盘皆赢，但也可能一败涂地。所以古人说：“虽曰人事，岂非天命哉！”但精彩的还在下文呢!

过了三天，齐桓公对管仲说：“寡人有大邪三，其犹尚可以为国乎？”老实对你讲，我这个人，有三样很大的坏毛病，据你看，我真的还可以做大事业，可以担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吗？管仲说：“臣未得闻。”我还没有听人讲过你的缺点（其实，管仲这句话是谎话，故意给齐桓公留点面子，保存他的自尊心）。

齐桓公就说，第一“寡人不幸而好田，晦夜而至禽侧田，莫不见禽而后反。诸侯使者无所致，百官有司无所复”。我真不幸，平生癖爱出去打猎，不管白天夜里，喜欢猎捕禽兽为乐。每次打猎，一定要猎获到很多动物，才肯回来。所以使各国来的大使，等了很久也见不到面。政府里的百官和担任公职的人们，没有机会向我汇报请示。因为我只管好玩。不喜欢办公做事。

管仲说，“恶则恶矣，然非其急者也”。这种习惯，坏是很坏，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。
齐桓公又说，第二我很不幸，喜欢喝酒，白天夜里，连续地喝。那些外国使节，根本见不到我的面（省略原文）。

管仲说，这也是很坏的恶习惯，但还不是最关键的。
齐桓公再说，第三我有很不好的禀性污点，非常喜欢女色，而且乱来。因此，在长辈中的阿姑，平辈的姊妹，都有被我污染的，就不能出嫁了（这就是古代大家族社会的阴暗面）！

管仲说，这是坏透了的习惯，但还不算是最重要的关键。
齐桓公听到管仲这样答复，真的奇怪，用一副怪模怪样的眼光，很紧张地问管仲，你说我有这三样很坏的恶习惯，都还可以担当领导国家的大任，那么，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事呢？

管仲说：“人君唯优与不敏则不可。优则亡众，不敏不及事。”做一个国家主体的领导人，最要紧的不是一个优哉游哉，如果一个君王有优柔寡断、没有智慧、拿不定主张的个性，同时，又不够聪明，碰到事情，反应不敏捷，有这两种毛病，实在不足以担当治国的重任。因为优柔寡断、马马虎虎，使部下轻视，失去崇敬信仰的重心，能干肯干的人才就别有作为了。如果碰到事情，反应不灵敏，缺乏决断，糊里糊涂，那还能做什么事呢?

其实，管仲还不好说，齐桓公，你是一个够聪明的坏蛋，正因太聪明，所以坏处不少。但你能听鲍叔牙主张，放弃了仇视我的心理，说办就办，要我来总理国事当宰相，有决断、有勇气、有气魄，敢放胆一试，可见不是一个笨蛋。尤其胸怀潇洒，豪爽而不自欺，敢于自我批评、自我检讨，说自己的坏处，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。

齐桓公一听就说，好的！请你先回官舍吧！过几天，再请你来，我们商量商量办吧！
管仲说，时间是很宝贵的，哪里可以等到明天啊！
齐桓公说，那，你说怎么办?

管仲立即推荐了公子举、公子开方、曹孙宿三位人才，派出去做鲁国、卫国、荆国的大使，先来稳定国际间的紧张局面。齐桓公都立刻照办了。然后又安排了外交、农业经济、国防军事、司法行政、监察等五位大臣，并且对齐桓公说：“此五子者，夷吾（管仲的号）一不如，然而以易夷吾，吾不为也。”我推荐的这五位大臣，每一个都比我强，如果把我换做他们，无论哪一部的事，我是决不干的。“君若欲治国强兵，则五子者存矣。若欲霸王，夷吾在此。”假如你只想把齐国一国政治搞好，国富兵强，只要有这五位大臣就行了。如果你想做到在列国之间做霸主，那就非我不可了。齐桓公就说，都照你说的去办吧！

因此，管仲就使齐桓公在当时的历史上，做到有名的大事。所谓“一匡天下”，一下子就匡正了当时周室衰败的中国王朝；“九合诸侯”，在列强的国际间，九次召集国际会议，安定当时春秋时代的中国天下，达四十多年之久。所以，迟于管仲一百三四十年以后出生的孔子，也很感叹惊佩地说：“微管仲！吾其披发左衽矣。”唉！当时如果没有管仲出来救世救人，恐怕我们早巳沦落做没有文化文明的野蛮人，披头散发，穿光着右边臂膀的番装啰！

廿十八、帝王样板齐桓公
三千年前，中国的历史，出现以周朝王室为中心的封建诸侯联邦政治体制，实行土地公有，以井田制度，建立农业经济社会的典范。五六百年后，到了周朝王室的威信动摇，东迁洛阳作为首都开始，便进入所谓东周列国争霸的春秋时代。历史与文化，是分不开的并蒂莲花，从春秋时代，直到战国七雄时期，也就是中国文化所谓百家争鸣，诸子并出的阶段。

从表面听来，诸子百家争鸣，那一定是何等的热闹，非常的有趣。事实上，所谓争鸣，所谓诸子的学术思想，都是围绕着一个传统的中心在转。这个中心，便是“道”，也就是儒、道并未分家，诸子百家也并未分家的天人之际的“道”。尤其重在“人道”。换言之，诸子百家的学说，提出的主张，都是希望人民生活安乐，社会平安。使人人有安乐的一生，有一个圆满欢欣的家庭，有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。

真正的政治家是什么?

所以我平常喜欢开玩笑地说，你们办大学，给学位，随便怎样办都可以。只有两个学位，是绝对无法定位的。一是政治，一是军事，这两种是无法给予什么博士头衔的。因为这两者并不属于专才之学，而是通才之学的范围。你只要看《封神榜》，姜子牙辅助周文王、武王建立了八百年的周室王朝政权，他的坐骑，叫做四不像。最后论功行赏，他一手分封天地神祇，但忘了自己，无可奈何，只好自封做一个“社稷神”拉倒。这是一个最低层起码的小主管，从基层上保护人民土地的土地神而已。真正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是通才，是四不像，是社稷神。姜子牙、管仲都是这种人。

同时，我还说，我读了许多中西方有关的政治学的书，还不及中国民间传统流行的十二个字，说的彻头彻尾，清清楚楚。是哪十二个字的真言咒语呢?那就是“风调雨顺”、“国泰民安”、“安居乐业”。谁能领导天下国家达到这个目的，就可封神了！尤其有关天人之际的“风调雨顺”啊!换言之，这四个字，包括没有风灾、水灾、地震、旱灾等等的内涵啊!至于人事和人道，统统在后面的两句话中，一望便知，可惜一生也做不到。

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，事实很有趣，我也常把东方和西方文化相互对比，以太阳绕地球一昼夜作比方，却发观东西两方人类历史文化的变化现象，同在五百年之间，必有王者兴，几乎完全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例如我们的历史，到了春秋以后，名王迭起，但有道之士的哲人也应运而生。中国有个齐桓公，配上一个管仲。而在西方，也是名王配名师，凑巧的真有趣。欧洲有个亚历山大，配上一个亚里士多德。印度也有一个阿育王，配上一个优婆鞠多尊者。当然，在这个阶段，什么日本、美国，连个影子还没有呢!

但是，以中国历史的习惯来说，三代以后，所谓历史上的名王，最了不起的，也只能算做英雄，决不是圣人。所谓这些英雄的名王们，也都像我小时候的一位老辈的诗说，“江山代有英雄出，扰乱苍生数十年”，如此而已。他们与《大学》的“明德”外用（王）之学，所渭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，岂只似是而非，可说都是背道而驰的。

齐桓公是什么样的人物?

例如我们特别提出在春秋时期，所谓五霸之首的齐桓公，便是秦、汉以后两千年来，大多数创业帝王的样板。但不管是哪种版本，也都会影响他们所建立的王朝文化历史几百年，直到如今。无论你从唯物史观、唯心史观或其他角度来看，始终错综复杂，讲得不会透彻清楚，岂不玄哉!

现在先让我们来看史称齐桓公的小白这位老兄吧!他天生是一个诸侯王的少子，照现在人用西方文化的习惯称呼，在他少年的时期，当然是一个白马王子。他本来就习惯于豪华奢侈的生活，尤其是他的禀赋个性，凡与“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”七情，及六欲有关的“吃、喝、玩、乐”、“嫖、赌、招、摇”，可以说无所不为、无所不会。即使他自己不会，旁边左右跟随他的人，为了讨好他，也势必引诱他学会。何况他自己又聪明，又敢作敢为，当然会养成他天不怕、地不怕的个性，根本谈不上什么“知止而后有定”，乃至“意诚、心正、身修”一类的戒条式的学养了。因此，他就变成一个贪玩、贪吃、酗酒、好色、乱伦等恶性重大的世家公子。

但他在心理意识上，会不会有烦恼、有忧患、有悲哀呢?那当然是有的。尤其在王室家族的家庭矛盾、权位争夺的利害斗争上，随时都有烦恼迫人而来。但好在他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，平常大多都活在醉梦之间，正如庄子所说：“酒醉则神全。”贪杯耽酒，有时如有道之士的修养一样，容易忘身忘物。

小白齐桓公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，他之所以会成为历史上的名王，第一，他具有天生王子的身份，在当时社会政治的大环境中，有了机会，自然是有资格登位称王的。管仲、鲍叔牙纵有帝王之才，在当时的社会政治上，是决不可能自立为王的。第二，他在个人的私生活上，虽然坏习惯的恶性很大，但对于处理大事的关节眼上，他能够识人、用人、信任人。而且还有一个关键性的特长，遇事反应灵敏，决断果敢。这两点，正是管仲所希望找到的一个好老板。第三，他天生有四十年成为名王的好运，碰上鲍叔牙和管仲。

管仲怎么报答鲍叔牙?

如果因人论事，可以说，使齐桓公在春秋时期成功霸业的是鲍叔牙。使管仲能辅助齐桓公而大展才能，成为千古名臣的，也是鲍叔牙。管仲能还报鲍叔牙的，就是临死以前，坚持吩咐齐桓公不可以叫鲍叔牙继任他的相位。因为管仲知道他死了，齐桓公也就完了，如果叫鲍叔牙继承相位，一定死于非命，那他就对不起一生的真正知己了。

大家读历史，都知道千古以来，最好朋友的知己交情，都称赞“管鲍之交”，有通财之义。其实，还都是向钱看的话，根本不懂“管鲍之交”的要点。我们且看鲍叔牙开始推辞相位，力荐管仲的话说：

臣之所不若（管）夷吾者五：宽惠柔民，弗若也。治国家不失其柄，弗若也。忠信可结于百姓，弗若也。制礼义可法于四方，弗若也。执枹鼓立于军门，使百姓加勇焉，弗若也。

齐桓公听了，就放弃仇视管仲的心结。甚至，听到鲁国把他绑起送回来，就亲自出郊来迎接他。但管仲临死前对齐桓公怎样说呢!

鲍叔，君子也。千乘之国，不以其道予之，不受也。虽然，不可以为政，其为人也，好善而恶恶已甚，见一恶，终身不忘。

这就是“管鲍之交”的知己明言，他不希望自己死后，把鲍叔牙一条命送到小人手里的用心了。

今天还须向管仲借镜

在中国的历史上，到了春秋初期，以齐桓公作标题，管仲作内容来讲，管仲的政治哲学，和他的政治体制的实施，可以说就是后来两千年来历史上，帝王政权的大样板，直到现在，同样还有他的权威价值。

第一，是他开始用“姜太公吕望”治齐的方针，发展工商业经济、整顿财政、改变税制，先求利民富国。所谓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，就是千古不朽的名训。
第二，由他手里，渐渐改变了公有的井田制度，让人民有合理的私有财产，做到了民富则国强的目的。
第三，创立全民皆兵、全兵皆农的体制，以治军的制度，编制民间社会。也可说是为后世有乡镇、邻里、保甲，地方自治的创始者。
第四，民富国强，社会形态转变后，必然会产生奢侈逸乐的现象。同时，为了招徕国际商贾的需要，大胆开创了公娼制度，以免社会产生负面阴影，破坏善良风俗。
第五，不但如此，他对于传统文化的“形而上”道的哲学，犹如曾子著《大学》所说的“明明德”及“正心、诚意”之学，乃至“外用”于实际政治理论之间，都有很高明的深度。如果以我的观点来看，后世的儒家理学家们，未必能望其项背。无奈后人都把他身后的著作《管子》，只视为政治学的学术，未免太可惜了!

从他辅佐齐桓公尊王（拥护周室的中央王朝），称霸四十年后，他死了，这个只管亨现成福的齐桓公，第二年也就完了。

齐桓公死后，五千儿子，照样翻版，各自结党争立，彼此攻杀。他的尸体停在宫中床上六十七天，烂了生虫，也没有人来顾问。这样便是身不能修，家不能齐，自己又非治国之才的结果样板。所以《大学》说：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并非只是戒条式的虚文啊!

不但是齐桓公，我一生亲自看到好几个白手成家发财成巨富的大老板们，死后的状况，儿女们停尸不葬，闹着打官司、争财产，还背地骂爸骂娘的多着呢!因为我看得太多了，更相信孔、孟之教开的药方，是真对症的。可惜我国我民不肯吃药，所以长在病中，只有莫奈他何之叹了!

其实，几个有名的圣哲之教，都是针对医治人性恶习的药方。因为我们的民族性，存在有不仁、不义、不忠、不孝、无信、无耻的老毛病，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，开了“仁、义、忠、孝、礼、智、信”等药方。老子开的，是“慈、俭、不敢为天下先”三味偏方，也可治百病的。印度人历来存在阶级仇视，所以释迦牟尼开了“平等、慈悲”两味大药。两千多年前的西方风气，太过自私狭隘，又加粗暴，所以耶稣开了“博爱”一味单方。不过，现代人看不起老古方，拼命要向唯钱主义，去买新发明的西药吃，实在不知道那些化学剂品的药，今天说对，明天又说不对，恐怕不一定靠得住吧!小心为妙啊!人性，有善恶兼具的根底，去恶为善是健康的人生。蔽善从恶便是病态的人生。可惜人们喜欢以病为乐，因此造成人类史，是一部病理学医案史。所以中西的圣哲们，也只好永远担任医疗的护理工作了。

廿十九、身世堪怜一霸君
假如我们把周室王朝（包括春秋、战国）划归中国上古史的末期，那么，中古时期的历史，很明显的，当然以“赢政”王朝“秦始皇帝”作为划时代的开始。这个时期，在中国，正是声名煊赫的“秦政”时代。在西方的欧洲，也正是威名鼎盛的“罗马帝国”时代。

秦始皇的崛起，消灭战国末期的六国，开始建立皇权统一的中国，的确是历史上的大事。但时势造成一个有变态心理的秦始皇，完全是由于阳翟（开封禹县）商人吕不韦的商业谋略所制造成功的结果。例如现代美国式的民选总统，幕后台前，都是大资本商人所制造成功的国体。幕后出钱推出民选总统，台前的政府体制，也完全学习工商管理。伟哉商人，岂可轻视。当然，只有姜太公与管仲，早有先见之明，决不轻视，而且还特别重视呢!其次，便是范蠡和子贡，他两人才是真正下海入流的儒商呢!无人可以比拟。但千万不要忘了，如果全民皆商，恐怕是“国将不国”矣!

一统中国的历史背景

假如我们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历史和人事，谁也想不到当时一个无关大要的人物，一件漫不在乎的小事，经过时间的推移，便会形成影响后来一国或天下的历史大事。每个朝代，每个政府，不管如何防范，怎样禁令，都是镇压不住的，这就是历史哲学所谓“虽曰人事，岂非天命哉”的道理了!

东周后期的秦国，在当时，只不过在中国西北高原上，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新兴国家。但在春秋、战国时期，五霸争雄，七国互相侵略的战乱中，历史经验给予秦国的教育，便渐渐地乘机壮大起来。秦孝公信任客卿商鞅（卫国人），实行以法治国的法治体制，废弃井田制度，迁都咸阳，变更由周室王朝几百年的政体，实在是一件历史上的革命大事。但只经过二十一年，秦孝公便死了。因为秦国上上下下，不习惯法治的管理，而且废掉习惯已久的井田制度，正如历史所载：“民曰不便”。因此，所有埋怨愤怒的大众情绪，就都集中到商鞅一身了。所以秦惠王即位，便杀了商鞅，但法治的政制仍然未变。

十年之后，整个战国七雄就在苏秦、张仪两个同学手中，彼此更换谋略，用合纵、连横的策略，以国际间相互利害关系，互结防御协定，使战国的局面，暂时安定了二三十年．这便是历史上书生谋国一大奇迹。再后来便是秦昭襄王崛起，自称“西帝”，遣使立齐国的国君为“东帝”，早已目无中央周室的王朝了!不过三十年之间，周代最后王朝，就被秦国所灭。

这个历史过程，由秦孝公到秦昭襄王灭周的时期，先后也不过一百一十年左右，即公元前三百五十九年到二百五十年之间，可以说是真正新兴的秦国鼎盛时期。从此以后，不出两年，便如近代史上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诗中所说，“贾人居货移秦鼎，亭长还乡唱大风”的时代来临了!与其说秦始皇三十多年前后，是暴君“嬴政”的时代，毋宁说那是“吕不书商号”赢利最成功的时代。

吕不韦的“奇货”投资计划

有关秦始皇嬴政的身世，与吕不韦奇货可居的商业投资计划，这都是史有明文，不必讳言的实事。这件历史的故事，就发生在秦国灭掉周朝的前一年，也就是秦国杀名将白起的当年。

这个时期，秦昭襄王为了谋（战）略上的需要，把太子嬴柱的宠妃夏姬所生的儿子，名叫异人（后来改名叫楚）的，交与赵国做人质。异人虽然是秦国的皇孙，但他是太子次妃所生，也并不十分得宠，所以秦国就随便把他当战略品来用。虽然有人质在赵国，照样无所顾忌地随时出兵打赵国。因此，异人在赵国，是被冷落监视的人，当然很受罪受苦。恰巧吕不韦为了生意到邯郸，碰到了异人。他以一个久经商业资讯训练的敏感眼光，便肯定地说：奇货可居也。这是说异人是一个商场大买卖上的奇货，“屯积居奇”了他，一定可以大发其财的。所以吕不韦便和异人结交做朋友。正在落难中的可怜人，而且随时有被赵国处死的可能，那是多么可怜的处境，现在居然有一个国际上的大商人、大资本家肯和他做好朋友，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，当然是高兴极了。

过丁几天，吕不韦就对他说，你的祖父秦王年龄大了，随时会有问题。你的父亲最宠爱的妃于是华阳夫人，但她没有儿子。你的家族同辈兄弟二十多个，你不过是其中的一个，而且并不得宠。你祖父死了，你父亲继位，绝对没有机会把你立为太子，你的前途实在很难说了!异人一听，当然很明白吕不韦说的全是事实。他说，你看我要怎么办才好?吕不韦便说，秦国宫廷中，现在能够提出立哪个做太子的太孙的人，只有华阳夫人才有这个资格，我虽然是小资本的买卖人，但我愿意拿出千金来帮助你，并且我为你先去秦国打通关节，要使华阳夫人肯定立你做皇太孙。异人听了便说，如果照你的计划成功了，我如得到权位，一句话，我便和你老兄同享秦国的一切。

因此，吕不韦先给异人五百金，叫他尽量交际宾客朋友，结识各种人才，等于现在人们的组织人才集团。另外又拿出五百金，叫他去收买那些最名贵的首饰和稀奇古怪好玩的东西。由吕不韦带着这些国际特等名牌的高贵物品，西去秦国。以吕不韦的生意头脑，没问题，到了秦国以后，先找到了华阳夫人的姊姊。当然是先吹牛又拍马，同时又再送重礼。来往于国际间的大商人、资本家谁也不免另眼相看，况且吕不韦又彬彬有礼，“币重言甘”，并不像个暴发户的样子，自然就打通门道见到华阳夫人。于是吕不韦就说，在赵国与异人结交成了好朋友，异人的做人是怎样成功，国际上的知名之士，有学问、有才能的人，都喜欢和他做朋友，真可算是众望所归的贤公子。但他本人，身在外国，昼夜都在思念父亲（秦国的太子）和夫人你两人，常常偷偷地哭泣。这些情形，只有我吕不韦最清楚，所以托我特别到秦国来，代他送上这些东西给夫人，表示他的孝心。说完了这些重要的话，表示自己很忙，就起身告辞了。

出来以后，当然想尽办法，向华阳夫人的姊姊做工作，教她怎样办。因此华阳夫人的姊姊，就进宫对妹妹说：“你在太子身边，虽然是最得宠的妃子，但你并没有生儿子。还不趁现在年轻得宠的时候，在这班后辈的弟兄中，挑选一个前途有希望的做养子，将来年老色衰，可能还有希望做太后．如果等到年纪大了，又不得宠了，再想培养一个有希望继承王位的人，那就没有机会开口了!照我看来，这个异人，被派在赵国做人质，是代表秦国去担风险，回来了，一定是大功劳一件。他人又好，国际声望也很高。而且他知道自己在众多兄弟当中，是并不太被重视的一个。你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候向太子一说，提出要收异人做儿子，太子一定会答应，那么，异人无国而有国，夫人无子而有子。你在秦国后宫的地位，就到老有靠了！”华阳夫人一听，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，于是找个机会，就向太子要求，太子为了爱她，就答应照办，并且由太子和华阳夫人出名，刻了玉符（用玉片刻上字的契约），约定以异人做华阳夫人的儿子，等于是秦王太孙，交给吕不书带去赵国交付异人。吕不韦的计划第一步成功了!等于做生意要收购别人的大公司，他总算拿到初步的草约了。

吕不韦回到邯郸以后，一方面加紧培养异人，亲如兄弟。另一方面，他自己在邯郸找到一个绝色美人，也就是古人说“燕赵多佳人”的顶尖美女，娶过门来做自己的姨太太，很快也就怀孕了。古话说得一点也不错，“饱暖思淫欲，饥寒起盗心”。异人出入吕家，当然很容易就看到吕不韦的新姨太，她实在太美了，所以就向吕不韦要求，将这美女让给他做太太。吕不韦一听，非常生气，“朋友妻，不可嬉”。你这个人，怎么这样无礼，你在患难当中，我救你，还给你想尽办法弄到当秦国的皇太孙。现在你居然忘本，还要打我老婆的主意，我要和你绝交了!当然，异人如失去了吕不韦，自己在赵国不过是一个人质而已，毫无生命的保障，生活的艰难更不用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当然只有道歉赔罪，请求原谅拉倒。

真戏假做，最后，吕不韦还是把这位姨太太让给异人做老婆，做为患难夫妻，可以安慰他孤身流落在异国的痛苦，至于生活一切，当然仍由吕不韦照应。不到一年，就生了儿子，取名嬴政，就是后来的秦始皇。接着，秦国又出兵打赵国，包围了邯郸。赵国人要杀掉秦国的人质异人，吕不韦就用很多钱买通看守监禁他的人，放他一家三口逃回秦国的部队里去，那当然就被秦人护送回国。异人就穿着楚国的衣服来叩见华阳夫人，因为她是楚国人。华阳夫人看到异人穿的是楚装，更为高兴，为了纪念故乡楚国，就替异人改了名字叫“楚”（用南方习惯，就叫阿楚了）。

吕不韦的运气真好，更名楚的异人，回到秦国不到六年，灭周朝称西帝的昭襄王嬴稷死了，历史称他为秦孝王。顺理成章地由太子嬴柱即位，不过，只当了三天的秦王也就死了。因此，皇太孙嬴楚（异人）即位，尊华阳夫人为太后，称自己的亲生母亲夏姬为夏太后，起用吕不韦为相国，封文信侯。这样就叫做“封侯拜相”，成为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富贵尊荣了!所以我常对做生意经商的朋友们说，无论如何，你也做不到吕不韦的成绩，他只看准一个货色，就投资经营，结果，岂只一本万利而已。但吕不韦真不简单，他还想做千秋的大买卖，要在文化学术思想上变成圣人，想和管仲、孔子比上一比呢!

吕不韦做了秦国的相国，周朝的后裔东周君与少数的诸侯们计划伐秦，秦王使相国率兵灭掉东周，周朝的天下，这才正式转到“吕秦”的手里。因为异人做了秦王之后，史称为秦庄襄王，不到三年，也就死了。所生儿子嬴政十三岁即位，国事都委交相国文信侯吕不韦，叫他仲父。古代的仲字，是第二、中间、其次的代号。这就等于叫吕不韦是二爸爸，客气地说，便是后代所谓的干爸。所以在我们的历史上，有的说秦王朝，是与周朝先后同时亡国，应该称秦始皇为“吕政”王朝。这个问题，在历史学的观点上，也还存在着争议呢!

史称为秦始皇的嬴政，十三岁即位为秦王，纵使聪明绝顶，到底还是一个不成年的孩子，因此，把国家政治的大权，都交给相国文信侯吕不韦去办。这个时候的吕不韦在秦国，是大权独揽，出入宫廷内外，俨然就是一个摄政王。如果以后代历史故事作比例，他犹如西汉末期的王莽，也如满清刚刚入关初期的摄政王多尔衮。不过，吕不韦的后来，并没有像王莽一样，想取汉朝的政权而自做皇帝，也许有这种想法，或者自忖势所不能，或是才所不及。而且他在武功威权上，也不如清初的多尔衮，也只在宫廷中和太后的关系，比多尔衮大有不同。

当他独揽秦廷朝政的十二年之间，极力供养宾客，收罗人才，集中一般读书的知识分子，为他个人出名，合著一部网罗诸子百家杂说的书——《吕氏春秋》，又名《吕览》。这部书以上古儒道不分为主旨，尤其以传统文化中的宇宙物理的五行理论科学作纲要，串连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。书作完成，悬之国门，公布如有人“增损一字”，就赏赐千金，表示比孔子的著《春秋》、刪诗书、订礼乐的气魄还要伟大。这就是古今中外，很多发了财的大老板们，和有了地位的人，最后都想挤进学术文化之林，表示自己并非“不学无术”，意图洗刷只有铜臭和臭钱之讥。如果从心理学的观点来说，正是“自卑感”在作祟，也是人情之常。但这部《吕览》，在后世的学术著作中，仍然有它的价值。不过，把它归入“杂家”之学的范围。

吕不韦的商业政治计划，在历史上，是绝无仅有的成功。但他只知道权位和富贵的可贵，毫无学养上的“内明”和“外用”的基础。因此，他又彻底地失败，终至于身败名裂，一生很可惜，又很可怜。

秦始皇从整顿宫闱着手

吕不韦自从他的儿子“秦始皇吕政”，十二岁即位做了秦王，他表面上以皇上的干爸之尊，兼为朝廷政府的相国、文信侯，权重一时，就如秦国的宗室大臣，也不敢当面非议。尤其新王的生母皇太后，本来就是吕不韦的侍妾，现在做了寡妇，年龄也不过三十多岁。母子两个，从小在赵国邯郸的时候，本来就和吕不韦是一家人一样，现在出入宫廷，当然毫无避讳。正如史书所载，太后时吋与文信侯私通，那也可说是人情难免的事。

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乡下普通老百姓家庭，也会招来邻居地方上人的轻视，何况在皇宫之中，左右前后、内内外外，所谓耳目众多，岂能长久瞒得住的，而且儿子秦始皇渐渐长大了，哪有可能不知道的。吕不韦愈想愈不对，但是这个太后，对于男女关系的欲望又很大，在感情上，她又当断不断。所以吕不韦在“舍人”（随身侍从）中，找了一个叫“嫪毐”（读音叫lào aǐ）的人，假装太监，送给太后。结果，太后又生了两个私生子。要求儿子秦始皇封嫪毐为长信侯。嫪毐本是市井无赖，自是小人得志，飞扬跋扈，令人侧目。因此，宫廷中有人看不下去、就向秦始皇告密，这个时候，他也是快二十岁的人了，马上下令逮捕嫪毐。嫪毐知道了就发兵叛变。秦始皇就命相国昌平君、昌文君两人带兵围攻嫪毐，抓住他，夷三族．迁太后于萯（音倍）阳宫（陕西户县），杀了两个私生子。

但秦始皂在处理这件事上，当时始终对吕不韦并无举动。到了第二年，才发布命令，免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。而秦始皇又说吕不韦侍奉先王的功劳太大了，所以不忍心杀他，罢免了他的职位，叫他离开首都咸阳，到四川去住。

同时，因为这件事的刺激，经过秦廷宗室的提议，旧账新算，决定要驱逐各国诸侯的宾客，不准在秦国从政。这个事件的发生，在历史上，便引出一个年轻的书生李斯，当时他也是在被驱逐之列的外来宾客。为了此事，他写了一篇对秦始皇的劝告书，就是后世所流传的名文——李斯《谏逐客书》。其实，这件秦廷政变的事件，不应该说完全归罪于少年时代的秦始皇。这是秦人狭隘的本土主义作祟，是对秦廷长期任用外来人才担任政要的反弹。趁着吕不韦和嫪毐事件发生，由秦廷宗室大臣的发起，抓机会来打击从各国外来的势力。

像这样的事，是千古以来，政治圈中派系斗争的常事，都由于人性具有极度自我、自私的弱点所形成。例如清代三百年间的政治历史上，始终存在北人与南人之争，学阀权要的门派意见之争，朝廷与外藩的权力之争。当然，不只是中国如此，欧美各国的历史也是一样，归根结底，都是人性阴暗面所造成的结果。

以秦国来讲，自秦孝公开始，起用商鞅、张仪、范雎、吕不韦乃至李斯，凡与秦国逐步富强壮大有关的历史上名臣，几乎都是外宾。秦国朝廷和秦国社会，只是坐享其成。但在浓厚的地域观念上，又始终彼此不服气，因此而形成中央在权力上的派系风暴，这是每个主政者最头痛的事。不但政治圈中，例如现在的商业集团、公司、行号、工厂、店铺，只要有三个人以上的地方，就会出现人事磨擦。好在少年的秦始皇，还算明白，看了李斯的《谏逐客书》建议，就停止驱逐宾客，才使外来的人才不散。因为秦始皇从小跟着父母在赵国长大，而且见惯宾客成群的场合，知道利弊。换言之，当时所谓驱逐宾客，便同现在所谓的裁员，多少也有裁减冗员、减少预算的作用。但在国家的大政上，有时因此而受影响，可能会非同小可。因此，宋代的名臣苏洵，对于这件事的观点，大有感想，便写了一篇文章《六国论》。

秦始皇的性格是如何形成?

正当少壮盛年还只二十岁刚出头的秦始皇，登位不到十年多，就碰上宫廷內部发生重大的丑闻，而且当事人就是生母，和从小跟随长大的仲父吕不韦。大家试想，假定我们中任何一个人是他，不可能不气疯了，也许，就会出家入山，或者造成另一种心理变态或精神分裂。所以他当时把生母（太后）迁出宫廷，住到首都的边远小邑，并且下令对这件事的处置，如有人敢谏者死。那种心理上的矛盾，是很难想象的处境。

但在这样要命的严威中，那些死守中国文化孝道的儒生们，居然还一个接一个来劝谏，因此而被杀掉的，已经到达二十七人。这就是历史上说秦始皇是暴君的第一幕。但正在他暴怒杀谏者的时候，居然又来了一个齐国儒生叫茅焦的人，要求当面见皇帝进谏。秦始皇一听又有一个不怕死的来了，气得暴跳如雷，大叫着：“快拿大锅来，要活活地烹了这个家伙。”茅焦看了现场一眼，慢慢地一步一步走到他的面前说：“臣闻有生者不讳死，有国者不讳亡。死生存亡，圣主所欲急问也。陛下欲闻之乎?”秦始皇听了说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。”茅焦说：“陛下有狂悖之行，不自知耶?车裂假父（指嫪毐，真是难听难受的话）。囊扑二弟（指其母与嫪毐所生的二子）。迁母于雍。残戮谏士。桀纣之行，不至于是矣。令天丁闻之，尽瓦解无向秦者，臣窃为陛下危之。（我该说的，都说完了。）”就自己解开衣服，去伏在砍头的木桩上去。等于说，你来杀吧!谁知道这个时候的少年秦始皇，反而走下宝座来，自己承认错了，并且亲自扶他起来，立刻封他为上卿的职位。并且马上下令车队出发，他亲自驾车，空出左边的大位，去接母亲回宫，还和原来一样亲爱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

这也是历史上真实记载的故事。我们可以看出秦始皇的残暴作风，他是怎么形成这种性格的?这与“大学之道”的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”的教育，关系的重点又在哪里?同时也可看出古代知识分子的儒生，那种“择善固执”、“死守善道”的精神。茅焦为什么敢把生死性命当赌注，难道正如现代人的观念，真想拿命来换取侥幸的财富和地位吗?你能否认秦始皇不是有爱生母的孝心，原谅母亲所做的一切过错吗?除非被历史的主观成见固定了。不然，你会发现秦始皇确是一个可造之才，只是环境给他的命运很不幸，自小没有受过良好的教养。这些过错，还是由于吕不韦“不学无术”所造成。

秦始皇的一封亲笔信

但秦始皇对于吕不韦又怎么办呢?他踌躇考虑了一个冬天，到了第二年，罢免了他的职位，叫他到河南去住。吕不韦虽然住在河南不到一年，但各国的诸侯们，还派人随时到河南拜访联络，“不绝于道”。换言之，一个接一个，一国接一国来看他。秦始皇当然随时会有情报，愈想愈不对，愈想愈矛盾，因为他从小跟着吕不韦长大，对于他的才能、作风，甚至个性等，当然很清楚。或者可以说，他也明白自己的身世与吕不韦之间的关系。因为他的生母，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，只会懂得享受。母子从小开始，很可能是无话不谈。也许生母对吕不韦是有另一份真情的。所以可以推断秦始皇是心里明白，什么都知道的。秦始皇反复考虑了很久，又怕吕不韦不甘寂寞，另外弄出花样生事，他便亲自写了一封信给吕不韦说：“君何功于秦?秦封君河南，食十万户。君何亲于秦?号称仲父。其与家属徙处蜀!”

吕不韦看了信以后，知道这个儿子，现在是个完全的秦王了，不好惹，怕被他不明不白地杀了不好，还不如自己处理了好一点。因此，吕不韦便自杀了，更了却了秦始皇一桩为难的心事。也可以说，牺牲自我，完成儿子做秦王的事业。不能不说是吕不韦最后的奉献，做了一辈子生意，“天下自我得之，儿子自我失之”，亦复何憾!

大家读历史，对于秦始皇这封简短的妙文，都很容易忽略过去。其实，这封信的内涵，真是妙不可言，由此可见秦始皇的头脑太不简单，也许是吕不韦遗传基因的作用。他第一句话就说：“你对秦国真有什么功劳好处吗?秦国还封你有十万家税收的富有资产，是为什么?”第二句话说：“你和秦国有什么亲族的关系吗?为什么我要叫你干爸?这些你自己都明白，不要我说。你应该老老实实地迁到四川住吧!”在古文，就是这样的五句话，他父子两个，心里都明白了。换言之，秦始皇表明了，“我现在是真正的嬴秦王朝的后代，我是秦王，是主人公。你过去所做的事，真的是想为了秦国吗?天知道，我明白，你还是规规矩矩在四川养老吧!不要再打什么歪主意了”。就是这样，聪明人一点就透，这是真正脱离父子关系的宣告。吕不韦知道自己调教成功的儿子，既能生之，也能杀之，所以他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，年纪也老大了，只有走上自杀的一条路了。

但是，也可说，秦始皇对于没有文化教养的生母，还是很有孝心；对于吕不韦，也是很不忍心。所以也不能一味说他是绝对的粗暴。不然，从春秋到战国，弒君杀父的诸侯王，岂只一两个而已。即如秦朝以后的帝王，派人送一把刀，一瓶毒酒，一条上吊的绳子，命令他自杀的多着呢!但秦始皇对吕不韦，并没有这样做。其故何在，殊可深思也!

灭六国者，六国也

当秦始皇从太后与吕不韦这件内宫事故以后，可以说才正式自己亲政。他的运气真不坏，在十二年之间，消灭了当时仅存的诸侯韩、赵、燕、魏、楚、齐等六国诸侯，在这中间，最有名的历史故事，就是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轲刺秦王。但在中国的旧历史的《纲目》上，却写着，燕太子丹使盗劫秦王，不克。秦遂击破燕代兵，进围蓟。这样记载的历史，所谓《紫阳（朱熹）纲目》等，是否合理，很难评论。同时又认为当时的六国，并无大罪，秦要灭掉他们，就是最大的暴政之一。这些就是后儒政治哲学思想的看法和评论，对与不对，随着时代和人类社会的文化演变，也很难说。

其实，燕太子丹与秦始皇小的时候，同时都在赵国做人质，而且是同在患难中的好朋友，当然也认识秦始皇的父母与吕不韦。到了秦始皇即位秦王，燕太子丹又被燕国派到秦国来做人质，但秦始皇并不买账，没有特别礼遇他，只把他当一般诸侯派来的人质看待。因此，燕太子丹气愤极了，就偷偷地逃脱回国来，想尽办法找到刺客荆轲，想用暗杀的手段刺死秦王。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故事，就是后世中国文化武侠小说的前奏。

如果从一个国家对敌国的角度来说，燕太子丹回国以后，不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上发奋图强，来反击秦国，却出此下策，就他本身来说，实在还不及当时的三大公子，如齐公子孟尝君、赵公子信陵君、魏公子平原君，他们还能做救亡图存的工作。也许这就是战国末期的现象，真正到了人才气数已尽，徒使“吕政”孺子成名而已。所以唐代名臣杜牧在《阿房宫赋》里就说过，“灭六国者，六国也，非秦也。”

从此以后，秦始皇统一中同的天下，废弃周代以来的分封诸侯制度，划分全国行政区域为郡县，便于统治。他绝对想不到因此一举，恰好为中华民族的统一，奠定了千秋的基础。其他如北逐匈奴，修筑长城作为边防前线，南收南越等地入于版图，巡游四方各地，在咸阳大兴土木筑阿房宫。甚至在死前两年，做过历史有名的“焚书坑儒”，成为遗臭万年，矢上加尖的大暴政。他在王位二十五年，称皇帝十二年，只有五十岁就死了。三年以后，由他所建立的秦朝也亡了。如果从哲学的文学观点来看，正如宋代词人朱敦儒所吟唱：
青史几番春梦，红尘多少奇才。
不须计较更安排，只管而今现在。